李大钊的党建思想及其实践
发布时间:2020-05-29 09:05 来源: 北京党史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早期探索者。在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李大钊将党的建设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重点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方面入手,要求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倡导广大党员深入民众,联合各种统战力量,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他强调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组织,尤其重视组织的实效而非组织形式的完备,并要求严明政治纪律,提倡民主团结的作风。李大钊的党建思想既与其民国初年政党观念一脉相承,又在领导北方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结合,展现出了相当的务实性和战略性。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备受学术界关注,但对于他在党成立之后为提高党自身生机与活力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却相当匮乏。这主要是由于李大钊留下的著述中极少直接谈及政党建设。本文尝试从李大钊关于党建的相关言论、时人有关回忆资料以及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的革命实践中,探寻李大钊的党建思想脉络。

一、思想建设:首重主义的结合

早在1912年,年仅23岁的李大钊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政党观。随后在“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实践中,他的政党观不断提升、演变,至俄国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2月和陈独秀“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李大钊的建党实践从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步。据罗章龙回忆:“我们不满足于一般的结合,如新民学会、辅仁学社和曦园等,认为应以主义来结合,开始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为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8月,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的茶话会上指出:“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李大钊这里所要标明的主义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筹建于1918年的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思想庞杂,未能获得一致意见。而一开始就标明主义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集聚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交流和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在此基础上,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

然而,真正做到“以主义来结合”并不容易。北京共产党小组最初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张国焘回忆说:“我与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争斗,一共有八人。”但很快,北京党组织在讨论通过党纲时,“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在讨论时,黄凌霜等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争论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均退出了党”。这一风波表明,要达到真正的主义的结合,必须对主义有明确深刻的理解,以及坚定彻底的信仰。

为此,李大钊要求党内同志对革命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第一,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第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人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可见,随着党组织逐步发展,对党员的政治要求也越来越明确。据朱务善回忆,邓中夏在发展他加入北京党组织时,开头就问他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待他表示完全赞成后,才考虑加入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帮助党内同志了解党的主义、坚定政治信仰,李大钊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党员的学习教育上。他反复向青年同志强调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劝告我们在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同时,必须要认真读书学习,并指出精读一些革命理论基本课程,对将来回到内蒙古进行革命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一方面注意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中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据肖三回忆,李大钊每次在北方区党委会议上,“总是要作一个报告”,“他作的报告非常生动,分析情况透彻,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受教益和启发”。王一知也回忆:“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和李大钊同志在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李大钊同志每次都参加会。我特别爱听他那充满哲理、深入浅出的发言,我深深佩服他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为了对党员进行更全面和系统的教育,共产党北京支部执行委员会成立党的教育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学习党的指示决议。执委会还建立图书馆,以馆藏与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直接关系的图书、小册子、杂志和报刊等。另一方面,积极选派干部出国学习,或召开培训班集中学习。“几十年来,我从接触到的人中陆续知道,李大钊同志不但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广州农讲所、武汉农讲所学习政治,还派人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黄埔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西北军干部学校去学习军事,为我们党培养了很多建党的人才,也培养了很多建军的人才。”为全面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北大三院,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他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李葆华回忆:“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李大钊)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李大钊本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130篇以上。他还在各校授课,开设多门课程。”当时,他在广大青年中的声望非常之高,许多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不少人千里跋涉来到北京,向他求教。他总是向青年人热情诚恳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勉励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劳动人民当中去。他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就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还注意与当时纷繁复杂的其他思想流派进行斗争。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通过与不同思想流派的斗争,进一步加深党团员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便是一例。此后,李大钊还领导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反基督教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反帝斗争;领导党团员同国家主义派斗争。北京党组织就曾与国家主义派曾琦在北大的反共演讲活动作斗争,并组织纠察队保护李大钊发表讲演,防止国家主义派捣乱。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后,李大钊还坚持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二、组织建设:植根民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组织

李大钊赞赏联共(布)有“很完密坚固的组织”,他在思考建立中国共产党时,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党——作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在改造国民党时,同样“希望国民党成为一有纪律,权力集中,是[能]集合全国革命分子的理想”。可见,李大钊理想中的政党必须组织严密、强固,但他很清楚,幼小的共产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植根民众,在实际斗争中成长壮大。

李大钊特别重视党的群众基础,强调:“我们要把党的基础深植于民众,在政治上方能算取得了那个地方。”他指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农人的参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李大钊首先关注的是工人群体。早在酝酿建党时,李大钊就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他鼓励同志们投身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加入劳工团体”,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他认为:“中国工人团体、共产党同中国全体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先锋队。”为此,李大钊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一面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深入铁路、矿山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传授革命道理”。“据有关资料统计,前后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数达300人左右,其中工人约占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区分部。“在北方区委和守常同志领导下,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书记部北方分部几经讨论,对北方地区和主要铁路、矿山筹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有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吸收了大量工人成分的党、团员,建立了许多基层党团支部。”在这个过程中,北方区委成员也由“北大同学居多”,“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分”,“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而“区委下属的许多支部是由工人党员所组成”,因此,当时国际代表评说:“北方区很有些像工人党的样子。”对此,李大钊说:“我们凡事要虚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满,还应努力做好实际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李大钊是党内较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他在北方区委党校的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罗章龙回忆:“他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做成方案付诸实施。”在他的努力下,“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

李大钊还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党服务。他的统战对象,包括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北洋军阀政府相关人士、甚至地方军阀等。如北京政变后,北方区委就“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在统战工作中,李大钊最突出的贡献是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方面的论述较多,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牺牲前一直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真正目的在于扩大党的群众根基。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党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其中许多人以后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权。他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

党的群众基础与党的组织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李大钊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之一,是有感于“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太低”,无法承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因此,李大钊特别注重“团体的训练”。他认为“团体的训练愈发达,民众的运动愈有力”。

怎样增强“团体的训练”?李大钊明确指出需要实际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五四运动后曾涌现大量学生团体,但李大钊批评一些团体“只是章程定妥以后,就算完事,其中亦是学生居多。有人呼为‘章程运动’”。他认为,一个团体仅有纸上的章程是不够的,必须有为实现纲领落实章程的行动。他“相信实际参加革命活动,就会更增加对马列主义的了解”。李大钊曾对包惠僧说:“我们从这些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会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对人处事的方法,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党人要从实际生活中去认识世界,然后才能从实际斗争中去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老在学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够的。”1924年,李大钊辞去北大部分职务,直接领导党在北方的社会活动和工农运动。不同于之前“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基本原理”,他“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革命和党的实际问题与策略”。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他也展现出相当的务实精神,特别重视发挥党组织的实际功效,反对把重点放在形式的完备上。1924年10月,李大钊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作报告,明确指出:“过去的工作,大半在表面上,结果只是空虚而没有基础。我们并不是不做表面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只要我们的党中央发出一种口号,指定少数人去做就够了。我们以后要做的,特别是基础上的工作,主要的:(1)铁路工人;(2)矿山;(3)海员;(4)纺绩。”国共合作后,北方共产党组织帮助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李大钊敏锐地看到发展工作中的不足:“三区国民党在我们手中……名义上虽有多少党部、组织、党员、机关,事实上不过花了很多钱,养了一班不做工作的同志。”北京政变后,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决定争取国民军。面对中共组织尚且弱小、政治工作人员缺乏的现实,李大钊反复强调:“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他还提议:“不必各师、旅、团、营均设政治部,只由总政治处集中所有宣传人员分组宣传队,轮流在各营讲演,并且当选择最有希望之部分,集中力量去作工。”对国民军将领的争取,也“不可简单地只灌输他以许多不能真正懂得的革命理论,而要有方法地领导他切实做点革命有利的事”。

这种重实效而轻形式的发展策略,切合了幼年共产党的成长规律。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区委从1925年10月的225名党员,迅速发展到1926年3月的133个支部、1500名党员。参加北方区委的组织由简而繁,先后成立北京地委,天津、唐山、东北等地党委。北方区委领导地区“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李大钊评价认为:“北方区委的工作已经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并且把多数地方组织纳入有计划工作的轨道。”“尽管许多地方组织尚欠完善,但还是实行了工作的集中化,有经常性的联络和情报工作。”

三、作风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倡导民主团结

李大钊早年曾批评民初的政党“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但“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在他眼中,一个政党性质如何,光看其标榜的党纲是没有用的,“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判断一个政党是否真正造福人民,必须要有良好的党风党纪。

李大钊非常重视严明的政治纪律。一是要求党员绝对服从组织领导。他在实际工作中多次批评“同志只听党中个人指挥,不接受党的组织指导”的现象,认为如果“一切工作只有同志个人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的指导”,就会导致“有许多负责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为极为浪漫”。而国民党的弊端之一就是“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二是要求党员遵守保密纪律。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方是合法工作,但在北方残酷的政治形势下,只能开展秘密工作。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在安排他到交通部工作时,特别嘱咐:“你的工作面很宽,接触的人很复杂,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在争取西北军的工作中,李大钊也要求:“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地)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应当十分严肃地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同时担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负责人,“但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李大钊被捕前,“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在他的“供词”中,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份,“机智地隐蔽了党的机密,严守了党的纪律,没有半点损伤共产党人荣誉的地方”。三是要求党员严守廉洁纪律。他在领导北方区委时,“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帐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

李大钊还十分提倡党内的民主作风。“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北方书记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为了把党建设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李大钊特别反对党内派系斗争,要求“不搞宗派”。他看到“北京国民党中有很多小团体……今年为组织北京执行部,各团体中竞争、倾轧、相互利用、造谣、合纵连横、以谋瓜分其中职务……以致国民党之权力反不如各团体内部之势力有效”。有鉴于此,李大钊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一致。“守常同志对于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也很关心。一次邓中夏同志在工作中和某一个同志发生冲突,争闹起来,守常经过蔡和森同志把中夏和其他几位同志召集到家中解释,终于使争闹平息了。”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李大钊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王一知回忆,在一次会上,有几名同志为了一些生活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李大钊耐心教导,“要求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几位同志在李大钊帮助下,重新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正是因为李大钊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视和加强,1924年3月李大钊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委员长后,“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

综上所述,李大钊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早期探索者,其党建思想既与自身在民初就具有的政党观念一脉相承,又在领导北方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结合,展现出相当的务实性和战略性。李大钊关于党早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切合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对于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选自《北京党史》2019年第6期;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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